最近讀李光耀的 My Lifelong Challenge: Singapore’s Bilingual Journey， 讓我百感交集。
據李氏指，新加坡自 1956 年推行雙語政策，至 1965 年獨立後改行「英文為主、中文為副」的新政，目的是讓當時人口不到三百萬，華人佔百分之七十的小島國得以「存活」。
當時李氏力排眾議，倡導英語為教學主流，一方面令新加坡的經貿、文化、科技與世界接軌；但另一方面卻令新加坡新一代習用英語，即使屬於華裔人士，也要「棄用」中文。
以華文教學的南洋大學因而大受影響，令許多華僑大為不滿，至今仍未能釋懷。
身為客家人的他，更身體力行，努力學習「普通話」。
李氏在書末再三強調，一個國家的語文政策是一條重要而漫長的道路，需要有彈性地根據社會變遷不時作出調整。
今天李光耀意識到雙語的重要性，甚至將他新書的收益所得，捐助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基金，加強學前兒童的中文教育，令他們可以中英兼善。
觀乎我們中文大學，沿用兩文三語政策 （ 即中英文並用，英語、粵語和普通話並行 ）已逾四十載，其制定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擴闊學生視野。
時至今日，兩文三語已是潮流所趨，但在四十多年前社會還是重英輕中，中大創校先賢可說是高瞻遠矚。
然而，隨著全球一體化和西方主導的高等教育排名的出現，英語成為評核的主要媒介，非英語出版的研究和教育論文因而遭到不公平對待。
例如大部分的中文期刊因沒有引文索引（citation index）和影響指數（impact factor），以致作者發表的中文論文往往得不到適當的重視和認可，科技醫療等學科大概爭論不大，但是研究中國歷史、哲學或文學的學者，如果也要被迫投稿英語期刊，才能得到學界認同，那就不可思議了。
難怪 張五常 教授在2012年1月3日《信報》上發表〈歧視自己的悲哀〉一文，直指香港受到重英語輕中文的影響，導致現在「不是老外歧視你，是你歧視自己。老外歧視你是他們的無知，你歧視自己則是崇洋媚外。」
今天的中國已踏上世界舞台，中文的地位不容忽視。
很多人相信，中、英語將於本世紀中期平分天下，甚至有許多外國父母已把孩子送來亞洲學習中文，隱隱然成為趨勢。
與此同時，語文政策不僅是教學和研究問題，還會直接影響我們的身分認同、文化傳承，以及知識在社會的普及傳播。
我們的語言和文字，承載了我們許多的文化、歷史和價值。
既然如此，好好珍惜保育屬於我們的漢語，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中英兼擅，讓教師的研究成果以文章的質量而非書寫語言作為評核標準，就是中文大學這樣一所以「結合傳統與現代，融會中國與西方」為使命的大學應走的路向。
學好英文和其他外語，並非崇洋，而是讓我們能更好地吸收知識和認識其他文化，並在全球化時代保持自己的競爭力。
學好中文，更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本份和責任。
我希望 能鼓勵 老師著重質素，尤其是在與中國文化有密切關係的學科，不囿於發表語言而寫出最好的文章。
我們更希望與香港各大專院校攜手努力，帶起一個同時重視中文與英文的風氣；並帶動兩岸三地，重新對中文學術發展的重視。
長遠來說，我們希望下一代的中文與英文能力同樣高。讓我們一起珍惜、重視我們自己的語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