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中國心

1959 年，我在香港出生，在一個英國殖民地成長，我在一家擁有 150 年歷史，最具殖民地色彩的中學畢業，我校的校徽甚至乎配有皇冠圖像。

中學畢業後，香港大學取錄了我，港大是一家由英國政府建立的大學，致力培訓學生操一口流利英語，以備將來投身公務員團隊或與英國商人做生意。

當我離開校門時，我對中國內地的認識近乎零。
1982 年，父親帶我和弟弟一起回到上海探望祖母，這是我第一次回到中國。

父親向我指出那家一度為祖父擁有的飯店，他對我說上海除了年長了 40 年之外，跟他在二次大戰離開時根本就沒有兩樣。

及後，我跟表兄弟見面，我感受不到我們同屬一個家族。

我們乘船展開上海至蘇州之旅，原以為此乃探索錦繡河山，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良機，可惜船上的衛生設施，擠擁不堪的船艙，再加上那些食物，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，也不屬於這個國家。


1983 年，我自醫學院畢業，跟數位同學加入一個多國籍的學生小組往歐洲去。是次旅程，有來自 10 個國家的學生。

在瑞士的時候，當我們欣賞一場民歌表演之際，表演者建議為每一個國家獻唱歌曲。

他們邀請不同國籍的學生，當聽到代表該國的歌曲時從座位站立起來，接受觀眾的熱烈掌聲。

這一刻我暗生疑竇，不禁自忖：我該在人家唱出英文歌或中文歌，還是台灣歌時站起來？

我產生了身分危機，感到異常尷尬。


1985 年，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當初級醫生。

我被派照顧一名腎衰竭及心包滲漏的病人，在緊急情況下，我替他插喉，透過一個緊急救護袋，為他泵入氧氣。

我也在他的心臟，插入一枝針，從心包抽出液體。

他的血壓開始上升，並且從新呼吸，但加護病房卻拒絕收症。

翌日，我被嘲為「蠻牛」(過於魯莽)，並被批評在沒有加護病房專家的同意下擅自替病人插喉。

我如夢初醒，深深體會醫院的醫生分 3 個等級，高高在上的是一點中文也不會說的外籍醫生、中間是不說地道的中文 ( 或裝作不懂中文 ) 的中國籍醫生、最下面是那些操流利中文的中國籍醫生 ( 包括我 )。

我心裡不禁慨嘆：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，竟然成了二等公民。


1986 年，我跟數位朋友以遊客身分組團遊覽北京。

我們參觀了萬里長城，明白我們是好漢之後，我們去看盧溝橋，聽到日本人如何開火，發動中日戰爭。

我們見證夏宮 ( 圓明園 ) 的頹垣敗瓦，想像當時的中國政府如何給八國聯軍包圍。

其後導遊告訴我們，當他還是中學生，在沒有要求得到一分錢回報下，下課後就幫忙築建人民大會堂。

 我對自己說：這就是我想成為的中國人。


1987 年，當北京和倫敦討論如何讓香港順利回歸中國時，過去被認為是英聯邦一員的香港居民，被賦予一個特別的身分，稱為英國屬土公民 ( 海外 ) 或簡稱為 BNO。

此國籍沒賦予港人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居留權。

持 BNO 的人士，只享有自香港至英國為期 6 個月的免簽證待遇。

英國公民之門關上了，我有被出賣的感覺。


1988 年，奧運會在漢城舉行。

當我在看乒乓球的總決賽：中國對南韓，我為中國隊喝彩歡呼，當中國隊勇奪金牌，我差點兒下淚。

2008 年北京奧運，中國運動員 鄒市明 成為了首位在男子輕蠅量級拳賽中贏得金牌的健兒。

在賽後，他圍上中國國旗並說：「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了！」我的淚水奪眶而出。

我為自己是中國人感到自豪。


2008 年，汶川 大地震奪去了 11 萬同胞的寶貴生命，190 萬個家庭被摧毀。

我帶同 逸夫書院 的學生，往 北川 探訪受傷及流離失所的居民。

當我抱著那些被逼截肢的孩子，當我親眼目睹地震後，災後創傷症候群的受害者，我深深感受到骨肉之親的苦難。


2010 年，我帶父親重返上海，上海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大都會。

我們重訪當年祖父擁有過的飯店，父親指出他小時候玩耍的那道樓梯，當他看到飯店已成了歷史文物，他的眼晴泛紅了。

我知道這叫做：「落葉歸根」。

2012 年，我看見香港人跟內地遊客，在上水港鐵站打鬥起來，港人揮舞殖民香港旗幟，升起一張海報宣稱「中國人滾回中國去。」
他們叫囂：「我們是香港人，我們不是中國人！」 我的心下沉了。
若我們不是中國人，我們又是甚麼人呢？
在我們的基因內，每一樣東西都是與中國血脈相連的  — 

我們的眼睛、我們的頭髮、我們的生活模式、我們對食物的偏好、對音樂、對文化的情懷  … 

我不能，也不會，否認我是中國人。


沈祖堯   Dea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